2014年12月12日 – 爱表的列侬      作者:列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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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苏神交很久,网上经常嘻嘻哈哈互动,不断看到他的表友天下在发布信息。

说起表友天下的标识,最早的版本蓝白相间,口味清淡。一说要改动一下,一时还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四方分格的样式已经被表友们所熟知,只有在这原先的基础上动手了。

这几年和表友交流获益匪浅。网络消除了地区、国籍、时差,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分享了他们的喜悦。因为表而结缘,诸多回忆至今历历在目。

表友天下彩色LOGO

于是,标识的改动来灵感了, 原有的四格和文字不动,颜色参考了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今天同样又是一个新波普时代,物质丰富,色彩缤纷,手腕上的一块不大之地,如同无限复制却又不同的波普头像,吸引着众多表友。

十字交叉的盘面如同GTG的汇聚,黑白金钢,交相辉映。熟悉这些面孔的表友一眼扫过去,如数家珍,这后面是多少的对话、把玩、分享和入手的欣喜。

于是乎改成了这个样子:其实就是一张方桌,一桌腕表,表友对坐,推杯换盏。问题来了?今天又该怎么聊?

想来在表友圈里也混了些日子,列侬的名字也被一些朋友所知,除了面貌相似之外,更喜欢他的天下一家,地球村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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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想起今年收齐的一对汉字刻度表令我爱不释手。Universal Geneve的简单两针正装表,巧的是,K金和不锈钢,刚好凑成一对。刻度有大篆,也有石鼓文,后来有和表友交流,增加了更多的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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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制造和汉字的结合也是有不少品牌做过,古汉字刻度不多见,其中也因为文化不同而产生问题,刻度仅仅作为视觉符号,并不是一个汉字样式里选择出来的。那么我们也要反问,为什么我们不能设计出今古结合的优雅盘面以及流畅的外观?这正是要不断修正对腕表艺术的理解,提高审美情趣,有了这个土壤不难得到原创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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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还做了一件事,请高人用Cortebert老机芯组装了panerai 3646 homage版本,向源头致敬。这个过程了解了大量的历史知识,机芯的演变历史,细微之处的特色。当然绝对不是宣扬制假,这种实际的体验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是围绕着爱表所爆发出来的以往不被所知的东西,更多的阅读,更多的积累,还有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购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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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表友,来自天下,带来更多的附加值,使得我们的生活立体丰富。一句古语继续分享交流之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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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无疆——漫谈盛世罗马文化及其影响      作者:张羿


 作者:张羿中山大学数学教授
《表友天下》高级会员、GHCC广东省钟表收藏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
俄罗斯冬宫博物馆钟表与古乐器部顾问、法国摆钟艺廊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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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雕像,大理石,高2.04米,现陈列于罗马梵蒂冈博物馆,
摄影作者为Till Niermann,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人类天生酷爱自由,痛恨奴役。
                                        ——凯撒“高卢战记”

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曾经说过,人类历史上有四个伟大而又光辉的文化时代:

1.雅典的伯利克里时代,
2.罗马的奥古斯都时代,
3.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时代,
4.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

当人们在谈论1,3,4这几个时代时,人们更多的是谈论它们的文化,而在谈到罗马的奥古斯都时代之时,人们则更愿意谈论庞贝(Gnaeus Pompeius Magnus,公元前106年9月29日 – 公元前48年9月29日)、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年7月–公元前44年3月15日)、奥古斯都(Augustus,前63年9月23日-14年8月19日,原名为Gaius Octavius Thurinus)等一众战争英雄们的军事征服。 其实,罗马的伟大与光荣远不止于此,它的文学、雕塑与建筑艺术,也包括绘画艺术,激励了后世人们的无限激情,才产生了文艺复兴与路易十四时代乃至后来整个欧洲的主流文化与艺术的发展;即便是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些罗马战将们的伟大战争业绩,大部分也是通过诸如凯撒所著的不朽名著“高卢战记”等伟大文学作品流传下来的。

我们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全面展开论述奥古斯都时代的辉煌文化成就,更不可能详细评价罗马文化成就对后世的产生的各种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笔者在这里只是希望通过一些造型艺术品的实例,包括绘画,雕塑与建筑,让读者对这一题材稍微有所感触,因而改变那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罗马只是一个占地收税的军事帝国”的固有偏见,同时可以窥见到罗马文化对近现代欧洲文明产生的巨大影响。

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1696年3月5日-1770年3月27日),常被称为江巴蒂斯塔(Giambattista),是威尼斯著名的巴洛克画家。 在冬宫的天光大厅(The Large Skylight Hall)内,陈列着一系列由这位画家绘制的有关古代罗马历史的画作,画家对历史事件的精准把握常常令人叹为观止;然而细心的人们还会在冬宫内发现一幅画家自己想象出来的有关奥古斯都时代的寓意画作“梅塞纳斯将人文艺术介绍给奥古斯都皇帝”(见[图2])。

2[图2] 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梅塞纳斯将人文艺术介绍给奥古斯都皇帝,画布油画,69.5厘米 x 89 厘米,创作于1696-1700年间,
现陈列于冬宫博物馆。

盖乌斯·梅塞纳斯(Gaius Cilnius Maecenas,公元前70年4月3日-公元前8年10月),是奥古斯都最重要的谋臣兼外交家,他同时还是诗人以及艺术家们的保护人。 包括诗人维吉尔与贺拉斯都曾经受到他的保护与赞助。 他的名字在西方文化史中就是文学艺术赞助者的代名词。 这幅作品用寓意的手法展现了梅塞纳斯在奥古斯都时代为罗马的文化繁荣所作出的贡献。 图中表现的是他将诗人荷马(即画中由童子搀扶的老者)以及代表了绘画、雕塑和建筑的三位艺术女神介绍给奥古斯都时的情形。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幅作品的创作时间,我们知道它是在文艺复兴之后17世纪最末期创作的,这时的意大利人,乃至众多的欧洲文化阶层,都已经通过考古研究与学习对古代罗马的文化艺术成就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的绘画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在当时人们对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认识的艺术总结。

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任何写罗马史的作者,无论他们的学养多么的深厚,在他们写到罗马从共和转向帝制这段时间的历史时,都会承认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 原因也很简单,他们的一手材料主要是凯撒留下来的诸如“高卢战记”、“内战记”等一系列纪实文学作品或是西塞罗的一些书信手稿,等等。 这两位拉丁语文学巨匠的众多作品直到今天仍然被认为是古典拉丁文学的里程碑,其写作水平无人能出其右。 没有人能够跳过凯撒,在今天,他的名字就如同赫拉克利特一样,早已被神化,我们每年过的七月(英语为,July,它来源于凯撒的拉丁语名称Julius)。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年1月3日-公元前43年12月7日)则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文学家,哲学家,辩论家,政治家,律师。 他是古罗马宪政制度的坚决拥护者,被认为是三权分立学说的古代先驱。 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学作品在中世纪末期被重新发现并极大地直接影响了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年7月20日-1374年7月19日),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正是后者对西塞罗作品的研究开始了早期的文艺复兴。到了18世纪,西塞罗极大地影响了启蒙时代众多的思想家如洛克,休谟,孟德斯鸠乃至美国的国父亚当斯与汉密尔顿等人。 笔者无意在这里引用他们的拉丁文学作品,而是希望通过两个重要的钟表,来让读者体会到他们对后世文化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

尤里乌斯·凯撒孔雀石摆钟([图3])一直被置放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郊区的普希金市(又称皇村)的凯瑟琳宫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大理石书房(Marble Study)的壁炉之上,是这间由著名建筑家斯塔索夫(Stasov)设计的书房内镇殿之宝。 这个钟表的机芯是由拿破仑帝国的“皇帝的钟表师(Horologer de l’Empereur)”小穆尼亚(MUGNIER Jeune)制作的,他在珐琅钟盘上刻上了他的名字与头衔。这个钟的三个指针分别指的是分钟,小时与每月中的日期。 而它最吸引人的是它的外壳,由法国设计师与装饰青铜雕塑师吕西安-弗朗索瓦·费舍尔(Lucien-François Feuchère,活跃于1780 – 1828之间)设计并制造的。 在1807年时,费舍尔曾经为拿破仑皇帝的康庀亚尼宫(Compiègne palace)制造过一个类似的钟表,它一完成,立刻就受到了欧洲各国君王们的喜爱。 这些君王当然也包括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1811年时,他还为圣彼得堡的冬宫购置了另外一个类似的钟表,但毫无疑问,凯瑟琳宫的凯撒钟更加华丽也更为著名。 这个凯撒钟的造型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帝国式钟表,在钟的基座正面镶嵌的是设计与做工都异常精美的青铜鎏金的浮雕“凯撒凯旋式”。 钟的基座上边偏右的位置有一个类似石碑的部分,钟盘嵌于它的正面,凯撒的金色鹰盔放置在石碑的上边,而钟的机芯则在这个碑的内部,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石碑外部装饰的华丽而优雅的乌拉尔孔雀石作成的马赛克,是该钟表到达俄罗斯以后由俄国圣彼得堡的彼得霍夫宝石工厂(Peterhof Lapidary Works)略作调整之后加上去的;基座上偏左的地方站立着威严而又自信的凯撒,他头戴桂冠,身穿精致的铠甲,肩披斗篷,左手持元帅杖,而右手则握着法典,这个精心设计的形象不仅继承了古代罗马帝国时代君王雕像的优秀传统,同时还巧妙地展示了凯撒的文才、武功与他对罗马法律的贡献。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典型的经过启蒙运动再次塑造过的古代君王的形象,也是任何一个具有理想与激情的欧洲君王的楷模。 亚历山大一世从一出生就被他的祖母凯瑟琳大帝(也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寄予厚望,而他后来在艰难时刻,顶住压力,率领俄罗斯打败了曾经是战无不胜的拿破仑统帅的欧洲联军对俄罗斯的侵犯,并在此之后率领俄罗斯军队横扫欧洲,兵进巴黎,最终迫使拿破仑逊位,不仅保卫了欧洲各民族的独立,也使得俄罗斯帝国进入了一个它有史以来最伟大与光荣的时代。 这个钟表放置在亚历山大一世的书房中的确是再合适不过了。

3[图3] 尤里乌斯·凯撒孔雀石摆钟,高76.5cm,宽43.5cm,厚19.5cm,
机芯由小穆尼亚制作,外壳由吕西安-弗朗索瓦·费舍尔设计并制造,
现陈列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近郊的凯瑟琳宫。

4[图4]青铜鎏金与镀氧化钴钟表,西塞罗
1820年代制造,现陈列于巴黎摆钟艺廊,作者本人自己摄影。

笔者想介绍的另外一个有关西塞罗的钟表(见[图4])也是适用于书房的钟表,它制作于法国王政复辟的年代,尽管它没有[图3]中凯撒钟表那种显赫的身世,但它同样具有高超的艺术价值,是从新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时期的杰出艺术作品。

毫无疑问,这两座钟表上的人物造型乃至基座正面的浮雕,多少是受到了包括凯撒与西塞罗本人作品的罗马文学作品的影响而创作出来的。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这两个钟表上的人物造型都有着当时欧洲艺术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任何对罗马雕塑有所了解的人们都会看出来,它们深受早期罗马帝国君王或英雄人物雕塑造型的影响。 这种罗马雕塑大都采用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period, 约公元前4世纪末期—公元前1世纪末期)的希腊立像的雕塑造型,但同时保持了罗马人刚毅质朴的风格,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的罗马君王或英雄的雕塑大都是形象雄健而威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图1]中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雕像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这类雕塑的代表之作。

如果说凯撒与西塞罗是共和时代末期伟大的文学家,那么当罗马进入奥古斯都的帝国时代之时,由于帝国的和平与繁荣,更是产生了一大批伟大的文学家。 他们当中最著名的应该是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70年10月15日-公元前19年9月21日)、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年12月8日—公元前8年11月27日)与奥维德(Ovid,真名为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43年3月20日—约公元18年)三位伟大的诗人兼作家。 从对后世的影响以及产生的造型艺术作品来看,奥维德应该是笔者认为最有意思的一位作家。

我们熟知的意大利著名的文艺复兴画家波提切利的不朽画作“春(Primavera)”正是根据奥维德未完成的作品“岁时记(Fasti)”中的内容创作的。 当然笔者应该指出的一点是波提切利的这幅画作的创作思想来源是非常复杂的,它至少还包括了文艺复兴与波提切利同时代的作家波利奇亚诺(Poliziano)的文学作品。 这幅画作应该说是文艺复兴时代思想最复杂也是最难真正理解的作品之一,有关它的论文与书籍可谓汗牛充栋来,因此我并不想在这里深入探讨它的内容与意义,只是希望文章的读者能够注意到它与古代罗马文学的联系。

5[图5]波提切利,春,木板蛋彩画,203 cm × 314 cm, 1482年绘制,
现陈列于乌菲齐博物馆,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在许多有关文艺复兴艺术历史的书中或文章中,常常将波提切利的“春”或是“维纳斯的诞生”等几幅作品当做中世纪之后最早的非基督教(或说是异教)题材的绘画作品,其实这是一个不太正确的观念。 据笔者自己所知道的信息, 与波提切利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佛罗伦萨,之中的文艺复兴时代早期的画家同时也是雕塑家的安东尼奥·德·波莱奥路(Antonio del Pollaiuollo, 大约1431年生于佛罗伦萨 – February 4, 1498年2月4日逝于罗马)于1465年创作了一幅小型蛋彩画“阿波罗与达芙妮(Apollo and Daphne)”,见[图6],它应该是笔者目前知道的最早的一幅在佛罗伦萨创作的完全以古典神话为题材的绘画作品。 这幅作品是根据奥维德最著名的神话史诗“变形记(Metamorphoseon libri)” 第一部中第452-547行的故事创作的,它们讲述了阿波罗追求达芙妮的故事。 达芙妮曾发誓要像狩猎女神阿尔忒米斯一样永保贞操,但阿波罗却疯狂地爱上了达芙妮,不停的纠缠并追求她。 阿波罗迷恋达芙妮的原因是爱神丘比特对他的报复,因为阿波罗曾嘲笑他的箭术,于是伊洛斯向阿波罗射出了爱情之箭,使得他深陷在无望的爱情之中,他极力想亲近达芙妮。达芙妮为了保住自己的童真之身,于是向众神求助,就在阿波罗即将把她抱住之时,众神把她变成了一株月桂树。 达芙妮变成月桂树后,阿波罗亲吻并拥抱了这棵树,从此月桂树就成了象征阿波罗的圣树。 人们也许很难想象“阿波罗追求达芙妮”这样一个简单有趣的童话故事为众多的艺术大师们提供了灵感并创作了很多的传世艺术怎品,我们在此仅举另外几个著名的例子:

a.保罗·伟罗乃兹(Paolo Veronese, 1528 – 1588年4月19日, 真名为Paolo Caliari)为文艺复兴时代最著名的威尼斯画家之一,我们在美国的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中可以见到他创作的同一题材的作品(见[图7])。
b.济安·劳伦佐·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又名Giovanni Lorenzo Bernini, 1598年12月7日-1680年11月28日)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家,画家。杰出的巴洛克艺术家。贝尼尼主要的成就在雕塑和建筑设计,另外,他也是画家,绘图师,舞台设计师,烟花制造者和葬礼设计师。他于1622-1625年间创作的大理石雕塑作品“阿波罗与达芙妮”(见[图8])可以说是巴洛克雕塑作品中不朽的旷世名作,被收录在众多的世界艺术通史之中作为巴洛克雕塑的典范。
c.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年6月28日 – 1640年5月30日)是一位法兰德斯画家,法兰德斯即今天的荷兰与比利时、包括小部分法国北部的一带地区,但按照今天的地理划分,鲁本斯应该算是比利时人。 他是巴洛克早期最重要的代表画家之一。 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外交家与人文主义学者。 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同样也被这一故事吸引,创作了他自己的具有鲁本斯风格的“阿波罗与达芙妮”(见[图9])。
d.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威尼斯巴洛克著名画家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又常被称为江巴蒂斯塔,也曾经于1744时创作过一幅“阿波罗与达芙妮”(见[图10]),我们今天可以在卢浮宫中看到这幅作品。
e.直到20世纪,仍然有画家继续“阿波罗与达芙妮”这一题材,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1849年4月6日—1917年2月10日),英国新古典主义与拉斐尔前派画家,他的“阿波罗与达芙妮”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见[图11])。

6[图6] 安东尼奥·德·波莱奥路,阿波罗与达芙妮
木板蛋彩画,30 厘米x 20厘米,现陈列于伦敦国立画廊,
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7[图7] 保罗·伟罗乃兹,阿波罗与达芙妮,画布油画,
现在陈列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San Diego Museum of Art),
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8[图8] 济安·贝尼尼,阿波罗与达芙妮,大理石雕塑,
创作于1622-1625年, 现陈列于博尔基亚艺术廊(Galleria Borghese),
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9[图9]彼得·保罗·鲁本斯,阿波罗与达芙妮,
作于大约1636年,木板油画,28.5厘米 × 27.5厘米,
现陈列于法国博纳特博物馆(Musée Bonnat),
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10[图10] 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阿波罗与达芙妮,
作品作于1744年左右,96厘米x79厘米,现陈列于卢浮宫博物馆,
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11[图11] 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阿波罗与达芙妮,
画布油画,112厘米 x 145厘米,创作于大约1904年,私人收藏品,
图片来源于维基艺术网。

奥维德的“变形记”是一部宏大的神话史诗性作品,它总共有15部,每部有700-900行,其内容涉及古代希腊与罗马的神话和历史,它包括了200多个神话故事,因此它从一出世就深受人们的喜爱。 欧洲从中世纪末期或是文艺复兴初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不断有诗人、作家、画家与雕塑家利用变形记里的各种故事题材进行艺术创作。 这些作品也成为欧洲上层贵族、富裕阶级以及知识精英们追捧与收藏的对象。 我们再举几个不同的例子,大家可以从中看出这部作品对后世艺术创作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12[图12]青铜鎏金钟表,克里提娅变形记,
高92厘米,人像的宽度为35厘米,制作于大约1810年,
图片为摆钟艺廊提供。

根据变形记中的记载,水仙女克里提娅(Clytia)被太阳神阿波罗抛弃了,因为后者爱上了她的姐姐列尤寇提娅(Leucothea)。 伤心欲绝,除了自己的泪水与早晨的露水之外,她不吃不喝任何东西。 每天从清晨到黄昏,她的眼睛追随着太阳的运动轨迹,一直盯着太阳。九天以后,阿波罗将年轻的水仙女变成了向日葵花。根据这个故事创作的钟表通体是由鎏金青铜打造,精雕细琢,与其说是钟表,不如说是个雕塑。 它的钟盘是水仙女手中握着的向日葵植物顶端的向日葵花,钟盘上用罗马数字表示小时,它的时针与分针则都是蓝色的钢针。手握向日葵的水仙女雕像制作得非常精致优雅,她身穿带束腰的古罗马式托加长袍,贴身的衣服及其皱褶更凸显了她的性感与纤柔。 她的头发造型与盘在脑后的发髻、脸上的表情延续了法国的新古典主义传统,而这又正好是古代希腊-罗马雕塑艺术的延续。 她优雅地握住向日葵并小心地用手扶住它,使得花枝不至于因为花本身的重量折断或垂下。 我们眼前见到的这个钟壳所展示出的卓越的镂刻与鎏金技术显示了19世纪初巴黎青铜雕塑业界的最高水平。 它的外壳的作者为克劳德·盖里(Claude Galle,1759-1815),是法国新古典主义时代最重要的装饰青铜铸造大师之一。

13[图13] 卡尔·布留洛夫,那耳喀索斯, 画布油画,162厘米x 209.5厘米
作于1819年,现在陈列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博物馆。

卡尔·布留洛夫(Karl Pavlovich Bryullov, 1799年12月12日 –1852年6月11日),是一位在圣彼得堡出生的画家。 他也是第一个震动了整个欧洲,在西方为俄罗斯赢得了荣誉的伟大画家,他的作品介乎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是俄罗斯绘画艺术开始从向西方学习走向独立的开端。
那耳喀索斯(Narcissus,即“水仙”的意思)是卡尔·布留洛夫20岁时的作品,它描绘的是希腊神话中一个俊美的年轻人,那耳喀索斯,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脸。根据奥维德的作品“变形记”中的故事,那耳喀索斯的美貌让全希腊的女性为之傾倒,但他对所有前来求爱的女子都无动于衷,这里也包括了回声女神厄科(Echo,即回声的意思),最后导致厄科伤心而死。被他拒绝的女子们都要求复仇女神涅墨西斯(Nemesis)惩罚那耳喀索斯,涅墨西斯同意了她们的请求。 她让那耳喀索斯在一次打猎归来时在池塘的水中见到了自己的脸,他被自己的美貌深深吸引并爱上了自己的影像而不能自拔,他无法离开池塘,因此终于憔悴而死去,在他去世的地方长出了一束水仙花。

14[图14]卡尔·布留洛夫,庞贝城的末日,画布油画,465.5 厘米 × 651 厘米,
俄罗斯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收藏,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庞贝城的末日”是卡尔·布留洛夫在1830-1833年间绘制的一幅巨大的油画,它描述的是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庞贝城内的情形,卡尔·布留洛夫创作的这幅作品的重要根据来源于罗马作家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公元61年 – 约113年,又称为Pliny the Younger)的书信对这场灾难的描述,加上画家本人对古代庞贝遗迹留下来的建筑、雕塑、绘画作品的认真学习与观察。 正是因为这一作品的完成,卡尔·布留洛夫震动了整个意大利,从艺术家、艺术批评家到普通公众,无不衷心称赞布留洛夫的作品并对他的才华表示敬佩与仰慕;这幅作品同样也在法国巴黎引起了巨大反响,并在当时巴黎的沙龙大展上击败德拉克洛瓦与安格尔等法国画家的作品,获得金质奖章。 毫无疑问,布留洛夫的成功是与他对古代罗马多方面的学习与探索分不开的;而作品本身也是俄罗斯在文化艺术上努力融入西方并走向强盛的象征与开始。
许多拉丁学者,历史学家甚至熟悉拉丁文的普通人都认为“埃涅阿斯纪”代表了罗马文学的最高成就,而他的作者维吉尔在当时即被罗马人奉为国民诗人、直到现代,他仍然被广泛地认为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诗人,是拉丁语世界的荷马,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 众多与维吉尔同代的作家如贺拉斯、奥维德乃至后来的但丁、米尔顿、莎士比亚、济慈等最伟大的文学家都深受维吉尔的影响。1822年时法国著名浪漫主义绘画大师德拉德拉克洛瓦的画作“但丁与维吉尔共渡冥河”所力图表现的正是画家心目中维吉尔通过但丁对近现代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15[图15]德拉克洛瓦,但丁与维吉尔共渡冥河,
画布油画,189 厘米× 246 厘米,作于1822年,
现陈列于卢浮宫博物馆,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长篇史诗“埃涅阿斯纪”讲述的是特洛伊英雄埃,同时也是罗马人的祖先涅阿斯在特洛伊城被攻破之后,带着父亲逃出特洛伊,历尽艰辛流亡各处,到达现代的意大利,并通过战争建立国家的英雄故事,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任何学习拉丁文学之人的必读作品。 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会激发众多艺术家们的灵感,创作出许多伟大的艺术作品。 我们在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a.皮尔·勒鲍特里(Pierre Lepautre,1659年3月4日 – 1744年1月22日)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伟大雕塑艺术家,曾经获得罗马大奖,后来成为圣·鲁克艺术学院的终身院长。他创作的大理石雕塑“埃涅阿斯带着父亲逃出特洛伊”无疑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巴洛克雕塑的代表作品,并且还被做成小型青铜雕塑,成为非常受欢迎的艺术作品。

16[图15] 皮尔·勒鲍特里,埃涅阿斯带着父亲逃出特洛伊,大理石雕塑,
高264厘米,创作于1716年,此雕塑原来陈列于杜勒丽花园,
现在陈列于卢浮宫博物馆,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b.皮耶特罗·达·科托那(Pietro Da Cortona,1596年11月1号- 1669年5月16日),伟大的意大利巴洛克画家与建筑家。 他创作的“维纳斯变成女猎人出现在埃涅阿斯面前”,这幅作品同样也是源于维吉尔的长诗“埃涅阿斯纪”,它描绘的是埃涅阿斯在流亡途中与迦太基的狄多女王的爱情故事的开始。

17[图16] 皮耶特罗·达·科托那,维纳斯变成女猎人出现在埃涅阿斯面前,作于1631年,
现陈列于卢浮宫,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美惠三女神是一个源自希腊文化的古老概念,罗马人承袭了希腊的文化并对它作重新作了诠释,古代罗马诗人贺拉斯在他于公元前23年出版的“颂歌(Odes)”的第四卷中就谈到了美惠三女神,她们代表了给予,接受与回报的关系,将她们放置在一起向人们展现的正是善与爱的本质,而她们裸露的身体正是要表达这种自由、仁爱是应该被公开并给予所有世人,普世众生也应该得到它们。三位女神永远是年轻的处女,因为他们所代表的自由、仁爱等概念是永恒的价值。贺拉斯的诗篇被广为传唱,代表了凯撒-奥古斯都时代最高的文化成就。而在罗马造型艺术史中,我们也会发现相当数量的有关美惠三女神的绘画与雕塑作品(例如,见[图17],[图18]),从这些例子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罗马人精致优雅的生活品味,同时看到罗马造型艺术不仅仅只是那些颂扬与表现帝国威仪的宏伟的作品。

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艺术家兼艺术理论家莱昂·巴蒂斯塔· 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4年-1472年)在他作于1430年代的名著《论绘画》中又再次特别提到了美慧三女神这一题材,并重新对它进行了诠释,他还鼓励当时的意大利画家们在这一题材上再次进行创作,绘制出超越罗马时代的新作。 我们在前面波提切利的春中见到美惠三女神(见[图5]),正是受到了古代罗马雕塑与阿尔伯蒂著作的影响而绘制的。 我们在此还再可以举出拉斐尔创作的美惠三女神作品(见[图19]),相信我们的读者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古代罗马作品对拉斐尔创作的影响。

18[图17] 美惠三女神,壁画,现在陈列于拿波里考古博物馆,
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19[图18] 美惠三女神,大理石雕塑,高119厘米,宽85厘米,
制作于古代罗马公元一世纪时代,现陈列于卢浮宫博物馆,
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20[图19] 拉斐尔,美惠三女神,木板油画,17厘米 × 17厘米,
创作于1504-1505年,现陈列于孔代博物馆(Musée Condé),
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应该说西方艺术在文艺复兴时期借助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创作达到了一个非常高峰,作为文艺复兴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拉斐尔所代表的正是文艺复兴的最高艺术成就,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西方艺术与它的科学一样,在发展艺术本身的同时,同时还有着一大批象古代罗马的普林尼,文艺复兴时代的莱昂·巴蒂斯塔· 阿尔伯蒂,以及新古典主义和启蒙时代时代的约翰·约阿希姆·问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9 December 1717 – 8 June 1768)这样的艺术理论家,他们对艺术理论的探索,是西方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西方艺术创作向着致臻致美的境界不断提高的动力源泉。 伟大的意大利新古典主义雕塑家安东尼·卡诺瓦(Antonio Canova, 1757年11月1日-1822年10月13日)的作品正是在古代罗马雕塑艺术与新古典主义艺术理论的完美结合,他创作的“美惠三女神”毫无疑问是19世纪初期最杰出的雕塑作品之一。 如果对比传统的美惠三女神雕塑造型,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卡诺瓦在这一题材上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古典造型,在卡诺瓦的作品中,三位女神则是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她们完全可以彼此相视,她们修长的身体完全被雕塑融为成一体。 毫无疑问卡诺瓦发明的这一造型是紧凑、平衡而又和谐的,在三位女神的左后方有一个祭坛,它上面放置的三个用丝带缠绕在一起的花冠象征了她们密不可分的关系。 卡诺瓦同时代的人们相信这位伟大的新古典主义雕塑家的这一作品完全表现出了理想中女性的永恒之美丽,因此他们盛赞这尊雕像说“它比美丽本身更美丽”

21[图20]安东尼奥·卡诺瓦,美惠三女神,大理石雕塑,高182厘米,
创作于1813-16年间,现陈列于冬宫博物馆,
图片由冬宫博物馆Mikhail Guryev先生提供。

盛世罗马虽然在文学与包括绘画、雕塑和建筑的造型艺术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给人印象最深刻并且能够产生最强的视觉冲击效果的毫无疑问应该是它的建筑。 罗马建筑借鉴了古代伊特鲁里亚、希腊乃至埃及文明的建筑成就,但又有着自己的特色,任何到过罗马的人几乎都会被古代罗马广场(Roman Forum)上众多的建筑遗址所深深吸引,人们更会为宏伟壮丽的古罗马竞技场(Colosseum)与万神殿(Pantheon)感到震撼,而直至今日仍然遍布欧洲各地的古代罗马遗迹,引水渠、凯旋门、剧院、图书馆、神殿与祭坛,等等,仍在无时无刻地提醒着人们这个曾经辉煌而不可一世的光荣而又伟大的帝国对我们今天的世界和生活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所有的罗马建筑中,保罗到今天最完整的应该是罗马的万神殿(见[图21])。 它的设计与建造者是奥古斯都手下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与政治家,同时也是伟大建筑师的阿格里帕(Marcus Vipsanius Agrippa,公元前63年—公元前12年)。 虽然万神殿在哈德良皇帝时经过了再次改建,但它仍然沿用了阿格里帕的设计。 这座造型保存完好的神殿,它的门楣上至今仍然写着“M·AGRIPPA·L·F·COS·TERTIVM·FECIT”,即“馬克·阿格里帕,Lucius 之子,在他的第三個執政官任期建造”。

22[图21]罗马万神殿,
阿格里帕在奥古斯都执政期间设计并建造(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
公元126年哈德良皇帝时经过改造重建,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万神殿的内部顶上是一个巨大的半圆,整个中空的大殿可以放进一个直径为43.3米的大圆球,如果想到那是在一个没有钢筋水泥的时代,完全靠建筑石材之间自然形成的力量来支撑如此重量的大圆顶并屹立两千年不倒,你不得不对罗马人在工程上所展示出的天才感到由衷的赞叹。 17世纪时意大利著名画家与建筑家乔万尼·帕尼尼(Giovanni Paolo Panini,1691年6月17日– 1765年10月21日)绘制的罗马万神殿内部图景可以让我们对它宏伟的内部多少有些直觉。

23[图22] 乔万尼·帕尼尼,罗马万神殿内景,147.5厘米x 120厘米,画布油画,
1747年绘制,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24[图23] 佛罗伦萨主教堂侧面,图片取自维基百科。

正是罗马万神殿内部大圆顶的设计理念,在文艺复兴时期启发了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建筑家菲利普·波隆涅列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 1377年–1446年4月15日),使他能够按照万神殿大圆顶的设计,最终建造了佛罗伦萨主教堂的巨大圆顶,其外部高度为114.5米,内部穹顶的直径达到42.2米。 波隆涅列斯基对佛罗伦萨主教堂的成功建造,彻底改变了佛罗伦萨城市的面貌,使得它一跃而成为西方最有文化成就的城市,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将它视为文艺复兴的奇迹之一。 也正是波隆涅列斯基的成功,促成了西方一系列重要的大教堂乃至重要的非宗教建筑物的建设,使得人们直到今天仍能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感受到罗马万神殿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只举几个最著名的例子:

a.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 1475年3月6日 – 1564年2月18日,)无疑是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巨人之一,他的众多作品都深受古代罗马文化的影响,他为梵蒂冈设计并建造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见[图24]),高138米,内部直径42米,毫无疑问是受到了罗马万神殿与波隆涅列斯基的佛罗伦萨主教堂大圆顶设计的影响。
b.奥古斯特·德·蒙特佛兰德(Auguste de Montferrand, 1786年1月23日 –1858年7月10日),伟大的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家,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在俄罗斯,包括圣彼得堡的圣·伊萨克大教堂与亚历山大凯旋柱。 一个有趣的事情是,他是由于宝玑大师(Abraham-Louis Breguet, or Bréguet, 1747年1月10日 –1823年9月17日)的推荐而在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那里得到重用的。[图25]展示的是他在圣彼得堡设计并建造的高101.5米的圣·伊萨克大教堂。
c.托马斯·乌斯提刻·沃尔特(Thomas Ustick Walter, 1804年9月4日 –1887年10月30日),完成于19世纪下半期的美国国会大厦。

25[图24] 米开朗基罗设计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大圆顶,
高138米,内部直径42米,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26[图25] 奥古斯特·德·蒙特佛兰德,圣·伊萨克大教堂,俄罗斯圣彼得堡市,
高101.5米,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27[图26] 托马斯·乌斯提刻·沃尔特,国会山庄,美国华盛顿特区,
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我们在这篇短文中通过一些具体的实例,试图让读者能够体会到古代罗马在奥古斯都时代所创造的文化与艺术成就,更希望我们的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些文化成就始终在影响着人们今天的文化艺术创造与文化生活本身。 正如英国史学家麦克·格兰特(Michael Grant, 1914年11月21日– 2004年10月4日)说过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罗马人的后代”;也正如文章开始时的奥古斯都雕像(见[图1])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盛世罗马是人类青春时代的最好象征,他有着强壮的肌体,坚强的意志,无畏的精神,而他身上朴素的衣着与铠甲乃至铠甲上的装饰也会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对美、对文化、对生活的品味不仅有着强烈的追求同时还有着天才的创造能力。 如果我们的读者愿意去翻开罗马历史读一下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将星闪烁,御敌于千里之外的强盛帝国;当然你更一定会看到它所创造的光辉的文明、灿烂的文化以及众多的传世艺术珍品;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近现代世界历史上众多国家仿效与追求的榜样。

 

张羿

草于2014年9月7日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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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6日 – 高贵的野蛮人    作者: 张羿


 作者:张羿中山大学数学教授
《表友天下》高级会员、GHCC广东省钟表收藏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
俄罗斯冬宫博物馆钟表与古乐器部顾问、法国摆钟艺廊顾问

1[图1]肚子上带钟盘的持烟斗的老年黑人雕像,现在陈列于巴黎历史博物馆

当人们走入巴黎历史博物馆(又称作卡纳瓦列特博物馆,Musée Carnavalet)的展馆时,都会被站在楼梯上迎接你的一个肚子上贴着钟盘的和蔼可亲的老年黑人雕像所吸引(见[图1]),很多人还会与他合影留念。 这个有趣而又令人难忘的展品实际是对巴黎著名设计师与青铜雕塑家让-西蒙·代沃别利耶(Jean-Simon Deverberie, 1764-1824)以及他的一系列作品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 让-西蒙·代沃别利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设计师,青铜雕塑家,青铜制品与高端奢侈品商人。 直到1800年时,有记录表示他一直住在巴尔别特大街(rue Barbette);四年以后,他将业务搬到了圣殿大街(Boulevard du Temple),在1812至1824年时,他的公司代沃别利耶与坎帕革尼亚(Deverberie & Compagnie)将总部设在了福赛斯-都-圣殿大街(rue des Fosses-du-Temple)。代沃别利耶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他设计并制造了一系列青铜艺术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创作的表现“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即表现黑人或美洲印第安人的理想化了的生活方式的重要钟表模型系列作品。 “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是当时欧洲人对那些遥远的远离欧洲文明的美洲印第安人原始生活的一种向往,他们认为那应该是一种没有欺诈、没有政治斗争的和平而又美好的自然生活。 这一潮流从十八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乃至二十世纪初期;这种思潮是受到了如大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论人类不平等之起源”的著作中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以及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激励而产生的,它也是在欧洲废除奴隶制度的先声(注:法国在大革命时曾经彻底废除了奴隶制度,但后来在拿破仑时代又被恢复;法国真正完全废除奴隶制度是在1848年4月27日,法兰西第二共和时代)。 在绘画艺术上,许多人都会自然想到高更的有关远离欧洲文明中心的塔西提岛(Tahiti)上“野蛮人”田园牧歌般的生活题材艺术作品。但实际上,这种思潮在装饰艺术方面则出现得更早,而且一直是直到今天各大博物馆与藏家们热心追逐与收藏的作品,代沃别利耶正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这种追求西方文明中心以外的“高贵的野蛮人”生活方式在装饰艺术领域的代表。 本文将通过他设计的几个钟表向大家介绍他的作品与艺术成就。

2[图2]保罗·高更,塔西提岛沙滩上的女人,油画,69× 91厘米,1891年创作,
现陈列于巴黎奥赛美术馆,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1.根据著名小说“保罗与弗吉尼娅”创作的钟表

在18世纪晚期以前,除了中国风(chinoiserie)和日本风(japonaiserie)的钟表之外,具有异国情调的人物极少出现在法国与欧洲的装饰艺术之中。 第一个“黑人(au nègre)”或“野蛮人(au sauvage)”的钟表直到波旁王朝结束时才出现,更精确地说,直到18世纪最后十几年才开始出现。 这类钟表是当时哲学思潮的某种回声,而这种哲学思潮的来源是一些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包括佛朗索瓦-热内·德·查特奥部里昂特(Fran?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的一部充满了基督教理想主义的作品“阿塔拉(Atala)”, 1719年发表的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的名著“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还有1787年发表的杰克-亨利·博纳丁·德·圣-皮尔(Jacques-Henri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的小说“保罗与弗吉尼娅(Paul et Virginie)”。博纳丁·德·圣-皮尔的这部小说讲述的是纯真的丧失,它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书中描述了两个生活在法属岛屿(现在称为毛里斯岛,即?le Maurice)上的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他们一起长大,尽管他们出生于不同的家庭。保罗与弗吉尼娅彼此相爱,但弗吉尼娅的母亲却用将女儿送到法国本土上学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爱情。 几年以后,弗吉尼娅将返回岛屿,但她坐的船却不幸遇难沉没了,弗吉尼娅最终死在了保罗的怀抱之中。 18世纪制作的钟表中有几个是表现这部小说中的两位年轻人的故事的,有时还会加上多米尼克(Domingue),他是个奴隶但同时也是两位年轻人的知己,并为他们提供帮助。
我们首先要介绍的一个非常重要且奢华的鎏金青铜与大理石雕塑壁炉座钟,“多米尼克,保罗与弗吉尼娅(Domingue, Paul and Virginie)”,见[图3],[图3a],[图3b],它正是取材于博纳丁·德·圣-皮尔的小说“保罗与弗吉尼娅(Paul et Virginie)”, 制作于巴黎的督政府时代,约1795年,高62厘米,宽57厘米,深18厘米。在珐琅圆钟盘上的签名为“可伊那宝于巴黎(Kinable à Paris)”,用罗马数字标示小时数,用阿拉伯数字中15的倍数标示分钟数,同样用阿拉伯数字标示月份内的日期,有一对镂空的青铜鎏金刻花时针与分钟,还有秒针与指示日期的钢针。 钟盘外圈上用了三种不同的花边进行装饰,树叶与珠串、树叶与果实、最外边为珠串。 钟壳是一个豪华的白色大理石雕塑,放置机芯与钟盘的地方是一块顶上长着棕榈树的岩石,岩石两边都有人物雕像。 右边的人物是一个年轻黑人,即多米尼克;左边坐着的是保罗与弗吉尼娅。 近乎于长方形的基座的侧边呈现为有一定弧度的圆形,它是用意大利的红樱桃木颜色的大理石打造而成,在凹槽和水平的基座边上都装饰了青铜鎏金的花边;正面的浅浮雕是一个克劳迪翁(Clodion)式的作品,它表现的是一群小天使。 在基座下还有一层白色大理石夹层,并且装饰了青铜鎏金的珠串花边,这使得它显得格外引人著名;在它的下方又是用意大利的红樱桃木颜色的大理石打造的底座。 整个钟表由六个精雕细刻的青铜鎏金陀螺状支脚撑起。

3[图3] 鎏金青铜与大理石雕塑壁炉座钟,“多米尼克,保罗与弗吉尼娅”
大约于1795年制作,高62厘米,宽57厘米,深18厘米
图片由巴黎摆钟艺廊提供(见http://www.lapendulerie.com/)

迪乌多尼·可伊那宝(Dieudonné Kinable,活跃于1780年-1825年)为巴黎钟表师,工作地点为王宫(Palais Royal)第131号,可伊那宝主要擅长制作镂空/开面钟表(skeleton clock)与里拉琴形钟表(lyre clock),这些钟表大都配有富丽华美的珐琅外壳与钟盘,这些珐琅作品大都由著名珐琅师周瑟夫·科托(Joseph Coteau,1740年-1812年)与通常被称作杜柏松(Dubuisson,1731年-1815年后)的哎梯涅·高斌(Etienne Gobin)等人制作。 在帝国时代,它的作品被重要的收藏家们收藏,这些人包括费兹-詹姆斯公爵夫人(Duchess of Fitz-James)与安德烈·马塞娜公爵夫人(Duchess of André Masséna), 德·艾斯灵亲王同时也是瑞沃利公爵(Prince d’Essling and Duc de Rivoli)的拿破仑麾下的元帅。

4[图3a] 鎏金青铜与大理石雕塑壁炉座钟,“多米尼克,保罗与弗吉尼娅”(局部)

5[图3b]鎏金青铜与大理石雕塑壁炉座钟,“多米尼克,保罗与弗吉尼娅”(局部)

6[图4] 白色大理石配青铜鎏金与镀氧化钴壁炉座钟“保罗与弗吉尼娅”
大约于1795年在巴黎制作,高43厘米,宽27.5厘米,深10厘米
图片由巴黎摆钟艺廊提供(见http://www.lapendulerie.com/)

我们上面介绍的毫无疑问是一个顶级奢华的钟表,在同一时期,让-西蒙·代沃别利耶还根据当时流行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取材于博纳丁·德·圣-皮尔创作的小说“保罗与弗吉尼娅”中的不同故事,制作了其它几个模型的非常精美且重要的钟表,我们在这里再举一个例子(见[图4]),这个钟表只表现了两个相爱的年轻人。 在它的珐琅钟盘上用罗马数字标示小时数,钟盘镶嵌在一个长方形的青铜鎏金外壳上,在钟盘边上还装饰了珠串与几何形状饰边,钟盘的两边是取材于小说故事情节的浅浮雕;在钟顶上是表面镀氧化钴的两个年轻人,保罗与弗吉尼娅,他们正将自己裹在一个小披风(或雨衣)之中;钟顶上方的左边有一个镂空雕刻的装了花果的长柄花篮,而右边是一只后腿站立的狗。 钟身放置在四只乌龟的背上,我们注意到乌龟背镂刻得异常精致。 乌龟之下是白色的大理石基座,它的正面镶嵌了一个青铜鎏金的浮雕,而浮雕的主题也是根据博纳丁·德·圣-皮尔的小说中的情节创作的。 大理石基座之下有四个装饰了树叶的青铜鎏金的陀螺状支脚。

 
2. 向往远方理想社会中的人类生活

1784年由代沃别利耶设计并制作的第一个高贵的黑人(La Négresse)钟表得到了当时的王后玛丽娅·安东奈特的青睐与首肯。 从此以后产生了一系列的类似作品,它们当中最著名的当属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高贵的非洲猎人钟表(见[图5]),以及另外一个与它相配的高贵的美洲猎人钟表(见[图6])。 代沃别利耶1799年时为这两个钟表外形制作的设计原稿今天还仍被保存在巴黎的国立图书馆的版画室内(Cabinet des Estampes, Bibliothèque National, Paris),它们是有关高贵野蛮人系列钟表作品中最天才的设计。
我们在[图5]中见到这个奢华的青铜鎏金与镀氧化钴壁炉座钟,其表现的主题是“非洲人(à L’Afrique)”。 这个钟表于大约1806年前后在巴黎制作,高46.5厘米,宽37.5厘米,深15.5厘米,其白色珐琅钟盘上的签名为“阿尔明高德·勒内于巴黎(Armingaud L’né a Paris)”,用罗马数字标示小时,用阿拉伯数字中15的倍数标示分钟,用一对镂空雕花的鎏金时针与分钟指示时间。 此钟的机芯有一个锚式擒纵装置,丝质摆吊,外部计数轮,并且每当整点与半点时会自动敲钟报时。 这个高贵的钟表造型毫无疑问是由让-西蒙·代沃别利耶设计的,钟的顶端坐着一位穿短裙并赤裸上身的非洲女猎人,她左手持弓,右手拿箭,身上背着箭囊。在她身下左侧卧着一只猎豹,而右边她的脚下还踏了一只乌龟。 钟的基座中间部位有些偏细,其底色镀氧化钴的深色,而基座的两侧装饰了鎏金缎带串起的花束,而正中则是儿童嬉戏的鎏金浅浮雕,在次之下有一圈鎏金的珠串装饰,基座之下是六个陀螺状的支脚。
与这个非洲女猎人钟表相匹配的是美洲印第安猎人钟表(见[图6]),其钟壳顶端坐着一位身穿短裙的半裸美洲女猎人,她的头顶戴在由羽毛制成的帽子,右手拿弓,左手中的矛正扎在脚下鳄鱼的左眼上,弓箭的箭囊斜跨在背上。 镀氧化钴的钟的底座基本上呈梯形,其腰部偏细并配饰了树枝与花样图案,在树枝的顶段有盘旋的小蛇,在图案之下装饰了一圈青铜鎏金的珠串;整个钟表有六个陀螺形的鎏金支脚。
这类钟表存在许多变种,我们在这里仅举一个例子(见[图7]),大家不难看出这个印第安女王钟表的设计思想来源。

7[图5] 青铜鎏金与镀氧化钴壁炉座钟“非洲女猎人”
大约于1806年在巴黎制作,高46.5厘米,宽37.5厘米,深15.5厘米,
图片由巴黎摆钟艺廊提供(见http://www.lapendulerie.com/)

8[图6] 青铜鎏金与镀氧化钴壁炉座钟“美洲女猎人”
大约于1795年在巴黎制作,高46.5厘米,宽37厘米,深15厘米,
图片由巴黎摆钟艺廊提供(见http://www.lapendulerie.com/)

9

[图6] 青铜鎏金与镀氧化钴壁炉座钟“美洲印第安女王”
大约于1800年在巴黎制作,高58厘米,宽55厘米,深16厘米,
图片由巴黎摆钟艺廊提供(见http://www.lapendulerie.com/)

3.远方社会中现实生活之表现

如果说在上一节中我们介绍的钟表都是表现的在法国人(乃至欧洲人)心目中远方理想社会中人类的理想生活,那么在当时信息已经相当丰富的巴黎,人们并非不知道欧洲社会以为的现实生活,而对这种现实生活的了解,也同样反映在钟表造型的创作当中。 我们在这里仅举一例(见[图7]),它是一个精雕细刻的青铜鎏金与镀氧化钴壁炉座钟,表现的是,“咖啡搬运工”,一个黑人奴隶的生活。我们确信这个钟表外部造型的作者同样是让-西蒙·代沃别利耶。白色珐琅钟盘上用罗马数字标示小时数,用15倍数的阿拉伯数字和小格子标示分钟数,有一对青铜鎏金的时针与分针。 钟盘被嵌入在一个雕塑的木桶腹部,一个年轻的黑人奴隶正在将装满袋子的咖啡豆倒入桶中。 他的形象雕刻得异常精美,尤其是躯干以及手臂和脚掌;他的面部表情也是非常丰富,用珐琅画出的眼睛更是为整个人物增加了光彩。 现实主义的棕榈树表现得自然而又雅致,对整个作品的造型起到了平衡作用。 八角形的青铜鎏金底座上装饰有浮雕,其中正面的浮雕表现的是两个孩童在捡起并捆绑木棍的情形;侧面的浅浮雕配饰了蜜蜂图案。 钟表的基座之下是五个带有珠串配饰的椭圆支脚。

10[图7] 精雕细刻的青铜鎏金与镀氧化钴壁炉座钟,“咖啡搬运工”
约1795-1800年间创作于巴黎,高29厘米;宽29厘米;深9.5厘米
图片由巴黎摆钟艺廊提供(见http://www.lapendulerie.com/)

4.简短的结语

高贵的野蛮人,这一题材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它在法国的装饰艺术创作中从来不是主流,但又一直占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作品相对而言不是很多,在今天就成为了博物馆与收藏家们热心追捧与收藏的对象。 笔者在文章开头提到了比较后来的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在这一题材上的创作,但是高更比起让-西蒙·代沃别利耶来,要晚了近一个世纪,而且笔者也希望大家了解到这类题材题材并非起源于印象派,而是很早就有,并且很深法国上流社会中不少人士的喜爱与追捧。 还有一点与高更不同的是,代沃别利耶在这一题材上的创作并不一对象高更那样直接来源于对远方异域中人们生活的观察,其实它的艺术形式更应该是当时流行的新古典主义艺术造型的延续,但它也开启了后来钟表造型艺术中浪漫主义思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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